如同几年前的《改革政府》一书一样，《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又一次以煽情的笔风在政府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飓风。两书的作者都试图向我们说明：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政府也许就是问题的本身。他们从不同的观察视角高举起宣扬市场价值的旗帜，《制高点》一书的着眼点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领地之争，在于描述西方70年代以来政府在经济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全面退却的历史画面；而《改革政府》一书则致力于回答在政府的职能领域内，如何用市场精神改造政府管理，以创造出更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模式的问题（在目前学术界的讨论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通常被称为企业家政府）。也就是说，前者试图解决政府应当管什么的问题，而后者试图解决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管理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构成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层面。于是可以说，这两部译作是当前向中国读者揭开西方行政改革神秘面纱的姊妹篇，这样，它们同时被列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国外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比较研究”这一研究生课程的首选参考书目就不足为怪了。
近年来，挟市场经济改革的春风，主张减少政府的活动空间、要求政府向市场和社会让渡权力，并利用市场机制改革政府管理（如政府采购）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制高点》和《改革政府》对西方经验充满激情的描述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激发已有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改革热情。但是，激情不能替代理性，共识本身并不意味着在市场化的速度、内容和进程上毫无争议。政府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市场更不是。如果市场机制真的那么完美，社会就会走向亚当·斯密笔下的大同世界，就不会有30年代“世界末日来临”的惊呼，也就不会有二战后主宰世界的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模式。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被贬视为裙带资本主义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这一发展模式在二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创造出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最为惊人的东亚奇迹。即使是在今天，东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经济模式也并不是唯一拯救东亚的药方，马哈蒂尔在危机后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于不顾，重新实行货币管制，同样也把马来西亚拖出了危机的泥潭。政府的确存在缺陷，走向市场经济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在宣传市场价值的同时，也要同样关注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优势。沃尔夫曾将政府和市场比作两种不完善的选择。每个国家都要在自己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寻求自己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中国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制高点》和《改革政府》对西方行政改革的激情描述绝对会使任何一个希望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人心潮澎湃。但是简单信从西方行政改革取向的人，无疑会在以下有趣的现象中陷入迷惘。我们国家的行政改革在某些方面与西方行政改革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当我们致力于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却在为市场和企业松绑、放松规制；当我们致力于行政管理规范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却提倡非管制政府模式，充分发挥公务员个人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当我们正在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抛弃人际关系的消极影响时，发达国家却力图改变严格制度的冷峻面孔，发挥人际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既然西方国家的改革方向恰恰正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简单信从西方发展取向的人很容易就会得出我们在这些方面不需改革，或仅需“调整”的结论。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方今天的行政改革是在经历了以追求统一、效率和精确为特征的现代性的洗礼后，对传统的回归，而我们却仍在现代性的门槛边徘徊。现代性的制度规范在发达国家已沉淀为牢固的心理契约，而在我国，家族仍是凝结小作坊工业的主要纽带，传统的文化积弊仍有赖正式制度的矫正。我们绝不反对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改革经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经验的作用仅在于使我们少走弯路，而绝不在于使我们抱着与西方貌似神离的传统沾沾自喜。现代性固然有很多弊病，但不经过炼狱的洗礼，就想达到涅?的辉煌，到头来，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因此，在谈论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经验的时候，我们要一只眼睛盯着中国的发展阶段；另一只眼睛盯着西方行政改革背后的理论主线。如果只看到表面上的轰轰烈烈，那就只能停留在看热闹和盲目学习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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